当前我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正在不断赋能数字化业务模式的快速、大规模商业化，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加速了我国数字消费的需求，为应对持续增长的数字消费需求，我国在“信息技术投入”、“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产业转型”中进行了大量投入。
据统计，我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数字化转型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占比超过60%。
虽然目前我国消费端数字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落后。尤其是农牧行业普遍处于“追赶者”的位置，甚至一些企业尚未迈出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这些企业经历了“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深知数字化提升产业效率的优势，但对于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安全、路径、模式等存在异议。
第一是数据信任
我国生猪养殖户有2600万户，规模化养殖场25万户，占比不到1%，从业者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对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等存在担忧，不愿将数据存储到云端，加之当前我国还未出台针对生猪数字技术标准的、有法律约束的管理政策法规，更加剧了从业者的担忧。
第二是数字鸿沟
我国生猪产业正处在“由零散向规模化”转型中，各企业之间多为竞争关系，由各方共同参与研发的数字技术平台，将导致“权力分配”与“数据创新”的矛盾，同时增加了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基于此，各龙头企业纷纷推出“基于自身产业价值链”的数字技术平台，且各平台数据之间无法共享，导致产业数据红利无法释放。
另外，大多数“数字技术平台”依据企业入驻“猪头数”分配使用权重，为此散户无法获取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只能被动接受平台预案，缺乏自主性。
第三是硬件设备缺乏统一标准
数字化的需求催生了众多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的硬件设备厂商、各设备厂商结合当地企业需求进行深度开发，且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硬件设备的软件接口对接了不同的软件商家，导致了数据的浪费，而且在对外宣传扩张时，还要结合企业的软件需求进行二次对接，造成了不必要的技术浪费，同时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
第四是数据红利认知不足
农户将“数字化转型升级”理解成“传统的生产资料投入”，片面地以传统生产资料的投入产出的周期、实体产品、实际产出比等进行评估，认为数字化提供的收益少于成本，造成数字化转型积极性不高。
为了减少“农业领域数字化升级中”各参与方之间的差距，必须在技术建设之初认真考虑。
1. 以不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设计及开发。为数字技术更好地适应客户的需求，应先对客户群进行细分，然后获取目标客户需求，并针对目标客户需求进行开发。
2. 授予数据创建者（农业从业者）平等访问权限。改变原有的数据授权方式，数据交流应有交换性、共享性，数据查阅量与数据共享量相匹配，同时明确授予数据创建者（农业从业者）对数据的主导权。
3. 技术操作流程更贴近农业从业者。农业从业者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短时间内很难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生产场景中，这就需要进行一对一的技术培训来指导生产，增加了数字转型的成本，所以数字技术产品在结合农业实际生产的过程中，推出更加简单方便的操作界面，供从业者使用。
4. 数字技术产品的兼容性。农业在数字化升级中，已经经历了工业化转型，众多的工业设备已在农业中使用，所以农业数字技术应做到最大限度地兼容，以避免企业过高的成本投入；另外疫情促进了农业各企业接受数字化升级，纷纷引入数字技术，一时之间数字技术产品风云四起，然而诸侯混战后必将走向统一，这就需要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兼容性，以降低企业的转换成本。
5. 完善的监管机构。为保障数据的真实、安全，需建立由政府及第三方机构组成的监督机构，定期公布数据存储、数据调用、数据更改等信息。
6. 凸显数字红利。“数字技术”为农业从业者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养殖户通过“国家生猪市场”获取全国生猪交易数据，在没有中间商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在线议价、线下交易，为养殖户和屠宰场带来更大利润。
“数字技术”实践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实现农业产业数字化，还在于使农业整个过程更加高效、标准和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