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逐年上升，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绿色经济发展力度，严格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污染源。在这一背景下，能够同时提升生产效能、减低排放及提升动物健康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对此，本刊编辑对帝斯曼动物营养与保健中国区副总裁王强进行采访，探讨可持续解决方案背景下帝斯曼的价值营销核心。
帝斯曼动物营养与保健中国区副总裁王强先生
问题一：中国政府提高环保标准，将给养殖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强：中国目前主要面临水、大气、土壤和噪音四方面的环保挑战，过去人们只关注工业污染，实际养殖业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在中国，以动物对环保影响的程度来说，依次是猪、水产、禽、反刍、宠物。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猪的存栏较多，每年出栏7亿头，存栏4亿～5亿头，约占全世界总产量一半，体量较大；二是目前的饲喂方式给水体和空气带来了极大污染。
中国环保标准的提高对养殖业有积极意义。宏观来说，全球都面临着粮食危机，中国粮食产量虽逐年增长，但对蛋白供应，实际是猪肉的供应还难以保证，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生猪养殖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观来说，过去生猪养殖集中在消费人口密集的沿海省份，考虑到环境容量、养殖效率等因素，最近一两年呈现“南猪北移”、“东猪西移”的趋势。微观来说，数量庞大的小散户养殖模式无法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面临无富余劳动力支持的困境，中国的养殖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环保问题既是一种危机，也可能会成为机遇。以猪为例，猪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两种废弃物，粪便和氨气。帝斯曼在寻求综合化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比如维乐妥®，学名苯甲酸，这种物质在医药、食品、饲料、工业中都有很广泛的应用。帝斯曼把苯甲酸的杀菌作用运用到动物养殖行业，调整动物肠道菌群，让动物处于良好的生长状态。在此基础上，维乐妥®可以提高饲料转化率，将饲料更多地转化成对动物生长有利的因子，这样能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多年前我们去养猪场推广该方案的时候，往往不被人理解，但是最近两年随着猪场环保问题被更多重视，要求更加严格，客户对这一类产品和方案的运用明显增加。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认为环保标准的提高给养殖业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问题二：在畜牧业受环保压力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帝斯曼公司如何帮助行业解决困境？
王强：过去环保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大，无论是工业还是畜牧业。但如果我们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环保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制胜优势。帝斯曼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品有很多，比如之前提过的维乐妥®，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少排放，提高生产效率。其次，中国养殖业低蛋白日粮的趋势已经形成，怎么提高蛋白的使用效率，是我们共同的命题。帝斯曼看中了饲用酶的优势，我们与诺维信(全球酶制剂巨头)多年来合作开发，期望能有更多适合不同品种动物的饲用酶可以为中国的养殖业服务。第三，帝斯曼把环保和效率结合起来，最近在北美和南美推出了一种新型酶制剂——BalanciusTM，其使用超过以往只解决转化率的范围，主要针对的是肠道健康问题。
任何环保问题的解决，根本是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饲料和养殖业同样也是如此。例如帝斯曼的Hy•D®可以帮助母猪吸收更多的维生素D，获得更健康的骨骼生长，延长胎次；另一方面它还能提高动物的繁殖性能，如受精率、繁殖率、母猪窝产仔猪数等。我们期望通过提高动物的终身效率，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助力环保。
问题三：目前环保压力对帝斯曼在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有何影响，对未来预混料工厂建设有何考虑？
王强：帝斯曼一直认为环保问题不是压力，而是机遇，这是帝斯曼的价值观念。我们非常期待国家出台合理推进的环保政策，来不断规范行业的发展，这样反而会给我们作为整体方案的提供者更多的空间。
我们的理念是“全球化产品、本土化方案”，预混料就是一个很好的本土化方案的载体，因为预混料中添加的一些产品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比如维生素，同时我们对微量元素、饲用酶也有很多研究。帝斯曼目前在中国有6家预混料工厂，分别在上海、山东聊城(2家)、吉林长春、湖南衡阳、四川成都。随着沿海省份存栏基本稳定或下降，我们在湖南衡阳开设了一家新工厂，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投产，以加强对华中到华南地区的覆盖。未来我们也会根据市场趋势布局，市场在哪里，工厂就建在哪里。
问题四：公司发展上目前碰到哪些瓶颈？
王强：主要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是本土化问题，第二个是价值理念的挑战。
本土化的第一要点是拥有本土化的人才和梯队，不仅高管，还包括技术人才。第二要点是硬件投入，没有扎实的基础装置，很难适应中国市场。目前帝斯曼在中国建设了6家预混料工厂，订单的生产响应速度为1 d～2 d，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本土化资源。但同时由于帝斯曼对预混料工厂的投资标准较高，阶段性上会遇到一些成本压力。第三要点是方案的形成。一方面是基础研发方案，我们在河北霸州投资建设了中国动物营养研发中心，承担了很多本土和全球的基础研发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如何将好的全球化产品落地到本土化方案中，这需要我们跟客户群体共同摸索；另一方面是如何将本土化的产品反馈给全球，成为全球化的产品。
第二个是价值理念的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大环境下人们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率，而忽视了长期效率，环保就是一个例子。帝斯曼的很多产品，从理念、设计、生产运营以及人才团队，都是按照价值营销的理念来做的，短期内很难将这些价值呈现给客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帝斯曼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沿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
问题五：非洲猪瘟疫情对国内猪周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影响到企业的运营？近年很多科技企业进入养猪行业，这些新兴势力的进入，对像帝斯曼这样专注于行业的老牌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竞争还是合作的机会？
王强：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我们认为它的影响是中性的，甚至是偏向于正面的。在养殖环节中，首先它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小规模散户不断退出，中到大、大到超大养殖规模的逐渐形成，集中度保持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度究竟在哪儿，我认为这一轮非洲猪瘟会给市场一个理性的平衡。其次在国家产业引导政策方面，非洲猪瘟的出现提示任何过激的、一刀切的、放大性的执行都是不合理的，同时一些在当时环境下提出的比较宏观的引导政策是难以落地的。第三是对猪周期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猪周期永远存在，但可以被打乱节奏。非洲猪瘟的出现只影响到这个周期的一部分，上个星期，全国因为被报告非洲猪瘟而屠宰的生猪数是60万头，不到全国总存栏量的千分之一。非洲猪瘟的出现更多造成了养殖户的恐慌心理，大家都想加快出栏，因此猪周期不断被打乱。在屠宰环节，由于目前中国的商业化屠宰率尚未达到100％，小刀手屠宰会给检疫和免疫环节带来巨大挑战。在这一轮抗击非洲猪瘟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屠宰环节的规范管理，同时检疫、免疫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人为因素，都可能让带病的猪进入屠宰，带病的肉进入到市场。毫无疑问，非洲猪瘟一定会推动商业化屠宰率的上升。在运输环节，农业农村部现在要求逐步从生猪运输向猪肉运输转变，目的是对疾病风险更加可控。非洲猪瘟的发生有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但这其中涉及就地屠宰的能力和冷链运输的能力。在消费环节，一方面可能会推动冷鲜肉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会加快人们对肉类的消费迁移。
从帝斯曼自身来说，非洲猪瘟的出现对我们业务发展的影响是相对正面的，首先它促使养殖结构变化，随着小散户的退出，他们的产能被一定规模的猪场吸收，这对我们进入市场是有帮助的。其次是随着规模化的提高，人们对于价值理念的提升更容易接受。三是当生物安全、养殖效率的诉求更多时，我们的产品和方案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在智能养猪方面，首先信息化的技术结合到养猪上，肯定会极大地推动养猪产业效率的提升。但从根本上来说，养是最基本的，是我们的起点。二是我们应该更好地加入到演变的过程中，但要有合理的定位。帝斯曼的任务是配合养殖和饲料行业做好养猪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三是智能养猪涉及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下的人工智能三个要素，行业外的公司擅长收集数据，也就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演变，但是到了云计算和机器学习阶段，养殖人则必须参与数据采集、分析后的诊断和干预阶段，否则我们看不到智能养猪的效果。帝斯曼也在积极地加入到这个过程，比如产品研发前需要筛选的高数据量、建立电子交易平台等。我们现在也在寻求与行业内领先的公司开展合作，共享数据、共享平台、共享专家资源等。
问题六：帝斯曼动物营养和保健中国区目前的销售现状和你们对未来的期待如何？
王强：首先，从产业链来说，我们是做全产业链的，前端我们用单体产品和复合产品（如维生素、饲用酶等）覆盖饲料厂，而在养殖端我们又能够提供预混料，这是帝斯曼的优势。第二，我们不仅能做到全畜种(包括猪、鸡、反刍、水产和宠物)的覆盖，还实现了部分仔畜种的覆盖，对全畜种的覆盖比较全面和深入。第三，目前我们在中国5个地区建有6家工厂，加上正在建设和规划的新工厂，能保证我们有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的响应能力。第四，我们会以客户规模来划分客户群体，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服务内容去覆盖他们，形成我们多品牌服务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全方位技术的能力，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的能力，本土技术服务团队的能力，我们已经建立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市场，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