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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猪周期生猪生产和猪价过度波动对实现稳产保供、实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中国、美国、德国猪周期的特点、影响因素及调控政策，研究发现：美国和德国猪肉价格周期呈现延长且趋同的特点，德国波动幅度较小，美国低于我国但其波幅仍然较大；美国生猪产业体系高度垂直整合，基于猪周期的生产/销售合同的普及减缓猪价波动对生产的影响。德国呈现适度规模、营销体系多样化和区域化分工的特点，对外贸易成为调节猪周期的主要因素；金融信贷、环境保护项目、生猪价格 / 收入保险等中长期调控政策发挥了稳定生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收储、贸易干预等市场调控政策防止猪价过度下跌。
在经济学中，猪周期可以称之为“猪肉周期”或者“生猪周期”，包括生产周期和生猪 / 猪肉价格周期，全球主要生猪生产国普遍存在猪周期现象。猪肉 / 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存在根源在于生产的周期性变动与消费的相对稳定性，生猪 / 猪肉价格与生产周期性波动存在反向特点。市场机制下，生猪生产和生猪 / 猪肉价格合理范围内的周期性波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波动幅度过大则不但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平稳发展，也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2007 年以来猪价波动幅度加大、周期延长。受 2007年猪价持续上涨影响，2007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 号）并实施一系列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猪价暴涨后快速下跌，2009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出台《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使用政府冻肉储备应对生猪市场波动，并于 2012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和2021 年 6 月修订预案以不断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受多重因素影响，2011 年和“十三五”期间猪价又发生 3 次较大波动。其中，2018 年以来生猪产能急剧下滑，猪价快速大幅上涨并 20 个月保持高位，2021 年春节后快速下跌至深度亏损，猪价上涨和下跌速度和幅度远超以往猪周期。2021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防止产能大幅波动，形成长期稳定的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一、猪周期产生原因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欧洲和美国开始猪周期研究。1925 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摩迪凯·埃泽基尔（Mordecai Ezekiel）、1927 年 德 国 学 者 阿 瑟·汉 瑙（Arthur Hanau）分别在美国和欧洲生猪市场发现这种经济现象。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认为，猪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时滞和适应性预期，提出农产品市场波动蛛网模型解释这种经济现象，因此猪周期又被称为蛛网模型。众多学者分别研究生猪供给 / 猪价循环的原因及其内外影响因素、蛛网定理、周期持续时间及其各个阶段特点，以及生产高度集中和专业化、农业生产合同普及、部门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等对猪周期的影响。关于猪周期产生原因，总体存在内外部根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是猪周期根源，例如，猪粮比价的波动，或政府政策、动物疫病以及突发事件等。生猪生产受养殖经济效益影响，生猪供应与价格之间以及生猪价格与饲料价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生猪价格并非盈利水平唯一决定因素，生产成本的变化，特别是饲料成本的变化，影响盈利能力，会影响生产的周期性趋势。玉米产业政策冲击可能会加大生猪产业的价格、利润和产量的波动（张俊峰、于冷，2019），导致猪周期改变，谷物价格上涨可能会较生猪价格周期性下跌对生产的影响更为严重(Zawadzka，2010)，因此周期性经济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者的主观经济态度和心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猪周期主要是内部因素影响，例如，母猪生产周期、投资期限长，猪周期是固有的，并不受外界因素影响。有的学者综合两种观点，认为生物繁殖的时间是生猪周期内部因素，生猪产量和价格波动是周期本质，但需要一个外部因素启动周期机制。例如，饲料生产的变化、替代性肉类供应以及影响生猪周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Harlow，1960）。
综合来看，对生猪周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几个因素包括：生产属性；玉米及饲料价格；替代性肉类(如牛肉和鸡肉)的供应、需求和价格；猪肉批发和零售价格；国内猪肉消费和出口需求；生产效率(即母猪产仔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育肥猪数、生猪屠宰重量等)；生产技术；消费者态度的转变；意外事件的影响(如动物疫病暴发、产业政策调整、公共卫生事件)；行业信息引导等。不同国家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例如，德国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低、投资的不可逆性以及德国养殖户从众的投资行为都是猪周期的影响因素（Berg 等，2015）。
随着生猪产业发展形势变动，猪周期的时间、特点及影响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完整的猪周期包括猪肉产量或价格从一个高峰(或谷)到下一个高峰(或谷)。猪周期的时间受生猪生产者对行业经济条件不断变化反应的影响。通常，从生猪养殖者开始对生猪盈利能力的变化做出反应到猪肉生产水平出现实际变化，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滞后。一方面，当生猪收益增加时，由于养殖户非理性决策，通常不会立即做出扩大或进入生猪业务的决定，通常需要 3 到 6个月较好利润后才全面扩大种群；另一方面，基础母猪产能增加需要 10 个月左右才能生产商品猪投放市场。周期性生产下降趋势通常比扩张阶段短。因此，生猪产量下降的速度可能比生猪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猪价处于下跌周期时，特别是设施投资较大和专业化生产时，生猪养殖者往往不愿迅速减少他们的种猪群，可能需要 5-6 个月亏损才会带动猪肉产量下降。通常完整的猪价周期为 3-4 年（Stearns等，1996；Reddy，1999），但随着产业形势变动，发达国家在 2000 年后周期时间明显拉长。例如，美国生猪养殖集中度提升、纵向整合力度加大，大规模生产和大量资本的参与导致生产者无法在生猪价格下跌时期 限制 生产 ，供应 波动 幅度 减 小（Zawadzka，2017）。
全球主要生猪生产国猪肉价格周期呈现趋同的趋势。国际贸易形势变动带动欧美猪肉价格走势非常相似甚至相同，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为猪肉净出口国，欧盟政策改革加强了欧盟饲料价格与国际间的联系（Tregaro 等，2012），2013 年和 2014 年欧盟和美国猪肉价格均创高位，对于拥有统一猪肉市场的邻国来说尤其如此，比如欧盟成员国。自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德国等主要猪肉生产国的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呈现高度专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特点，生猪产能变动带动猪肉贸易量显著提升，猪肉市场除受内部供需影响外，也受到国际粮食和猪肉贸易、重大动物疫病风险等外部因素传导影响，猪周期影响因素更加复杂（Martinez 等，2004；Dawson，2009）。不同区域和国家猪肉价格波动同步性越来越高且均呈现周期延长的特点，但波动幅度差异较大，各国基于猪周期特点出台一系列政策缓解猪周期波动。
二、国内外生猪生产和价格周期特点比较分析
美国和欧盟是全球主要的猪肉生产国和地区，其猪肉生产周期和价格周期变动趋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出口国，2020 年猪肉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 11.7%和 22.9%，其生产模式呈现专业化、区域化、高度规模化和垂直一体化，驱动组织模式和产销模式向分段式养殖和合同生产转变，国内市场价格变动对生产稳定性的影响下降，出口贸易影响逐渐增大，国际贸易和粮食价格变动、动物疫病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导致猪价波动较大。欧盟成员国尽管生猪生产形势存在差异，但猪肉价格走势总体一致。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猪肉出口国，猪肉产量和出口量占比分别占全球的 4.7%和 12.2%，区域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特征明显，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养殖为主，多样化的生猪流通模式与我国类似，猪价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一）国内外猪肉生产周期和价格周期比较
生猪 / 猪肉生产周期与价格周期呈现相反趋势，主要生产国间周期持续时间差异较大。美国猪肉生产周期与价格周期数量基本相同，生产周期持续时间高于价格周期演变为价格周期高于生产周期，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德国价格周期数量是生猪生产周期的 2 倍，生产周期明显长于价格周期，猪价窄幅波动。受国内猪肉消费相对稳定和出口影响，两国猪肉价格周期与生猪生产周期反向趋势有趋弱迹象。
国内消费需求稳定、猪肉出口增加和饲料粮市场国际联动性延长了美国生猪生产和价格周期，但猪价波动幅度依然较高。1950-1985 年美国生猪生产周期平均为 4.5 年，而价格周期平均为3 年（Gene 等，2019）。沿用 Gene 的方法，1986-2020 年美国生猪生产可以划分为 5 个完整的周期和 1个正在发生的周期，完整周期平均为 5.6 年（详见表1）。其 中 ，2000-2010 年 周 期 最 长 ， 为 10 年 ，1997-2000 年最短，为 3 年。产量增加时间平均为3.8 年，下降时间平均为 1.8 年，新一轮周期已经连续 6 年产能增长。生猪价格周期为 5 个完整周期，平均为 5.8 年，其中，2009-2020 年最长，为 11 年，1986-1988 年和 1999-2002 年最短，均为 3 年，价格上涨周期时间平均为 3 年，下跌周期时间平均为2.8 年（详见表 1、图 1），2021 年生猪和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进入新一轮周期。生猪价格与猪肉价格周期时间 2015 年以后开始出现分化，外部环境变动对生猪价格影响更大。从波动幅度来看，1995-2020 年完整生猪价格周期波动幅度①最高为 96.8%，最低为66.4%，完整的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幅度最高为 87.3%，最低为 49.2%（详见图 3）。
德国生猪生产周期时间明显长于价格周期，出口成为生猪生产周期和猪肉价格周期主要影响因素之一。1991-2020 年德国有 3 个完整生猪生产周期和 1 个正在进行的周期，完整周期平均为 7 年，其中产量增加时间平均为 4.8 年，下降时间平均为 2.5年。猪肉价格周期有 6 个完整周期和 1 个正在进行的周期，平均为 3.6 年。其中，1993-1999 年最长，为6 年。周期内猪肉价格上涨周期时间平均为 2.1 年，下跌周期时间平均为 1.5 年（详见表 1、图 2）。1991年以来，完整的猪肉价格周期最高波动幅度为 95%，2004 年以后下降到 50%以内，最低为 37%，大幅波动主要发生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初，之后总体波动较小（详见图 3）。
我国生猪生产周期和生猪价格周期特征与德国类似 ，2007 年 以 来 发 生 4 次 较 大 的 猪 价 波 动 。1980-2020 年有 4 个完整的生猪生产周期，平均为9.8 年，产量增加时间平均为 7.8 年，下降时间平均为 2.0 年，1981-1995 年最长，为 14 年；生猪价格周期有 8 个完整的周期和 1 个正在进行的周期，完整的价格周期平均为 4.9 年，上涨周期平均 3.0 年，下跌周期平均 1.9 年。1983-1991 年和 1991-1999 年最长，为 8 年，2006-2009 年最短，为 3 年（详见表 1、图 4）。其中，2007 年和 2019-2020 年两轮周期的猪价波动幅度最高，波动幅度均在 90%以上。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我国生猪价格周期基本以 4 年为一个周期，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往往导致生猪供给和猪价波动幅度远高于其他周期。“十三五”开始资源环境约束以及肉类消费结构变动等因素带动我国生猪产业形势和猪肉消费呈现新常态，未来猪肉消费需求或稳中略减，在进口猪肉调剂下，生猪生产需求量或保持平稳，在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前提下，我国的生猪生产和价格周期将会呈现延长趋势，猪价将会窄幅波动。
（二）国内外猪周期影响因素
国内供需达到平衡以后，国际市场、重大动物疫病和突发事件成为猪周期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猪肉产量约占肉类产量的四分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到 1997 年，猪肉产量绝大多数年份稳定在 600万-800 万吨，1995 年由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猪肉出口带动 1998 年开始每 10 年猪肉产量提升 200 万吨左右。肉类消费需求结构由红肉向白肉转变，人均猪肉消费量 1999 年后开始下降，最近 5 年稳定在29-31 千克 / 年。美国是全球最大猪肉、玉米以及大豆等饲料粮出口国，猪肉出口量和全球饲料粮市场变动成为影响国内生猪生产周期的重要因素。美国猪肉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带动产量增加，2020 年猪肉出口量较 1995 年激增 8.5 倍，猪肉产量增长 60%，猪肉生产增量约三分之二用于猪肉出口，猪肉出口量占美国猪肉产量比重由 4.4%提升至 2020 年的25.7%，猪肉出口持续增加带动 2014 年以来生猪产能持续增长（详见图 5）。重大动物疫病、全球粮价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通过影响生猪供给链导致美国和德国猪价也发生较大的波动。2014 年美国猪价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仔猪流行性腹泻和全球性的粮食价格暴涨的影响，导致猪肉产量下降 1.4%、猪价上涨 15.1%。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生产、屠宰加工和猪肉消费，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短期分化，猪肉价格暴涨而生猪价格下跌。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非洲猪瘟等因素导致德国猪肉出口受阻，2020 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三、欧美等国猪肉产业链完善对生猪生产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规模化水平提升、区域化生产和产业内部组织结构优化提升了美国和德国生猪生产的稳定性，延长了生产周期。20 世纪 90 年代新技术的出现、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问题刺激美国规模养殖的不断提升，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规模出栏比重从 1992 年的 15.6%提升到 1997 年的 65.4%，2000 年后规模化发展再次加速，2017 年达到 93.6%（USDA，2017）。生猪养殖集中大豆玉米带，带动了专业化分工，专业阶段性生产养殖场取代了自繁自养养殖场，生产合同开始快速普及。1998 年独立养殖户出栏占比 60%，合同户仅占 40%，2003 年以后合同养殖出栏量占比快速提高，2015 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合同生产比例达到 70%（USDA，2020）。研究表明：合同养殖户全要素生产率较独立 养殖户高 23%（Nigel 等，2007）。
一种是合同生产。生猪专业化分工带动了合同生产，保育猪合同生产比例最高，达到 99%；其次为专业育肥，达到 80%，母猪—断奶仔猪合同生产约占三分之二，养殖户养殖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用合同养殖。合同生产规范了生猪生产商和养猪户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双方投入(仔猪、饲料、劳动力、资本、能源、运输、兽医服务和用品)和各自应得的补偿，一般合同生产为期 5-10 年（Hoste，2008）。生猪生产商通常保留合同内生产的生猪的所有权，并根据服务收费安排(而不是生猪的市场价格)支付养殖户，因此生猪价格波动与大部分养殖户收益脱钩，价格变动对生猪生产影响减弱。另外一种是销售合同。生产者可以将一定比例的生猪销售给签订合同的屠宰加工商，营销合同的使用数量较生产合同低，不足 5%①。营销合同通常也是长期的，5 年到 7 年不等。生猪销售合同价格根据协商价格 / 生猪零售价格、芝加哥瘦肉猪期货合约、美国农业部估算的猪肉切块价值或者饲料原料价格、生产成本等综合计算。1998 年生猪价格暴跌推动销售合同的使用，当年生猪供应大幅增加10%，屠宰能力不足，生猪价格跌到历史最低水平，销售协议起到了稳定价格或降低风险的作用，并在后面几个周期发挥明显作用，销售合同也有助于屠宰商保障猪肉质量。
德国生猪养殖国内区域化布局和欧盟范围内生产分工特征有利于养殖户基于市场形势及时调整养殖规模。德国的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以育肥为主，约占全国存栏的 58%，育肥仔猪来自丹麦、荷兰等欧盟国家，能够基于市场形势变动及时调整仔猪补栏节奏。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到 2011 年生猪产业也经历了类似的规模化水平快速提升，但以适度家庭规模养殖为主。根据德国联邦农业部的数据，德国生猪养殖场数量从 1991 年的约 24 万家降至 2020 年的2.05 万家，平均存栏数量从 90 头增至 2020 年的 1268头。除猪价波动因素外，2000 年以后养殖户的退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商业环境限制和监管环境严格。例如，欧盟和德国的动物福利法规，以及在德国申请获得新的养猪业务许可非常困难，许多养殖户迫于管理成本增加的压力，选择退出市场。
美国生产与屠宰加工高度垂直整合，欧盟产销方式则呈现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猪价波动对生产稳定性的影响。美国与养殖户建立生产合同关系的生产商通常是屠宰加工商，2016 年美国前 4 大屠宰商占屠宰总量的 70%，通过屠宰、肉品分割加工以及出口增值，降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欧盟不同成员国的猪肉生产体系差异较大，丹麦和西班牙与美国一样建立了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和屠宰加工体系。例如，西班牙 2017 年垂直生产系统猪肉产量占65%，合作社占比超 18%，独立养殖户仅占 15%①。德国的生猪产销体系则与我国类似，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养殖为主，一般存栏规模在 1000-2000 头，较大的养殖场一般存栏为 5000-10000 头。生猪销售渠道可以分为四种，私人经销商(商业公司)（约占 40%）、大约 100 个销售合作社（生产者所有型畜产品营销合作社）（约占 30%）、大约 60 个获得官方认可的生猪生产者协会（约 28%），以及通过生产或销售合同直接向屠宰厂销售（约 2%）。德国下游屠宰企业数量多，但集中度高，前 10 家屠宰加工企业屠宰量占比达到 82.2%。养殖户较少与下游屠宰加工商签订合同，前三大屠宰企业中仅维菲斯签订生产合同，合同养殖量占其屠宰量 75%、全国屠宰量的 9%，基于交付数量养殖户每头可以获得 2-4 欧元的奖励，以及与养殖户每年财务状况相关的额外奖励。
四、欧美主要猪肉生产国缓解猪价波动措施的主要内容及其比较
除了猪肉产业链逐渐自我完善外，美国和德国政府针对猪周期以及猪肉市场波动特点建立相应短期市场调控和中长期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包括金融信贷、环境保护项目、生猪保险、疫病防控等中长期调控政策和冻猪肉收储等直接市场调控措施。
（一）短期市场调控措施
欧盟和美国普遍采用的短期市场调控政策多用于猪价过度下跌时，包括冻猪肉收储和贸易调控政策等。冻猪肉可以存放 12-24 个月，通过调配不同阶段的供给，减缓阶段性供给过剩的市场压力。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局(AMS)通过农产品购买计划收储肉类以缓解市场价格下跌压力。冻猪肉库存一般占当月猪肉产量的 20%-30%，通过库存变动也可以起到一定调节作用。通过猪肉供给调节市场的有效性与美国肉类消费习惯和结构有关，美国猪肉消费结构中，73%是加工猪肉。欧盟采用私人冻猪肉收储与出口补贴结合来调控猪肉市场。私人储存计划曾经分别在2007 年、2011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施，基于肉类储存期间价值的下降、储存成本和储存利息成本进行补偿。通过贸易政策调整来促进出口、减少外部猪肉市场冲击。例如，通过进口配额、进口关税、进出口许可证、出口退税促进出口，主要猪肉出口国家如丹麦、荷兰多采用这种措施。在受重大疫病冲击时，欧盟和美国均对由于疫病和意外造成生猪死亡的养殖户进行补贴。以欧盟为例，针对生猪疫病爆发和其他突发情况，欧盟通过采取紧急补助措施的方式维持猪肉市场的稳定，采取必要措施来引导和恢复消费者信心。
（二）产业竞争力提升措施
欧盟和美国很多养殖场属于家畜养殖和农作物结合的混合型农场，养猪户会从与种植面积相关的直接支付中受益，玉米等饲料原料供给丰富、价格较低，提升了生产成本竞争力。美国 98%的农场是家庭型，生猪养殖以大型和超大型农场为主，小型农场养猪占比非常小。美国为农场主、合作社、协会等提供市场推广计划支持（FMPP），为州农业部门、农业实验站、大学提供联邦—州营销改良计划（FSMIP）。欧盟和成员国共同出资支持农村发展，通过农场发展基金为生猪产业发展提供资助，例如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EAFRD），为养猪场提供必要的投资。此外，欧盟农业创新伙伴关系、“地平线 2020”计划支持畜牧业科技创新，例如猪和家禽饲料的减抗、示范养猪场，提高欧盟养猪行业的竞争力。
（三）建立收入、价格和灾害等综合风险防控体系
美国农业部风险管理机构为牛、猪和羊肉提供保险，防止牲畜价格下降，例如畜禽价格保障保险项目—生猪（LRP-Swine），政府补贴 35%-55%，畜禽收入保障保险计划—生猪 （LGM-Swine），政府补贴18-50%③。此外，还有整个农场的收入保险。欧盟地区牲畜保险主要是针对灾害或者重大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成员国保险体系和政府补贴差异较大，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补贴保费的 67%和 49%，德国等国家没有政府支持，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担保费较其他成员国低①。
（四）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制与粪污资源化利用支持并举
为达标养殖主体提供粪污资源化补贴支持。美国农业部的环境质量激励计划（EQIP）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技术、教育和财政援助，EQIP 计划能够有效解决养殖户为达到养猪粪污排放法规要求（《营养综合管理计划》）（CNMP）支出的成本，养殖场或者企业最高能够获得 30 万美元的补贴，为期 6年，满足养殖场实施营养管理计划所需的动物粪污处理、储存、转移和大田施用所产生的费用。
（五）多渠道中长期金融信贷支持
为养殖户提供中长期多渠道的金融信贷支持稳定生猪经营活动。美国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信用贷款，由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负责。主要信贷计划包括农场所有权贷款、直接向下偿付贷款、直接运营贷款、直接紧急援助贷款、保证性农场所有权贷款和土地合同保证贷款等。据调研，欧盟有 28%（2017）的畜禽养殖户有贷款需求，大部分国家设有互助合作性质的半官方的农业信贷合作社，欧盟提供利息补贴，主要贷款对象是中小型养殖场户，贷款可以分为长期（5 年以上）、中期（1.5-5 年）和短期（最高18 个月）②。
五、缓解我国猪价周期性波动的政策建议
猪周期具有一定规律性，但本质上受供需形势变动影响，除了产业特点外，重大动物疫情、行业突发事件、猪肉国际贸易等因素也会改变周期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由于生猪生产短期缺乏弹性，猪价受供需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生产稳定性是猪价稳定的基础。从美国和德国生产周期性特点来看，要不断完善产业链结构，提升规模化水平和产业化水平，完善组织结构，做好产销衔接，实现价值链上下游利润共享，降低市场风险对生产稳定性的影响。针对猪价周期性波动，既需要短期市场调控，也需要建立稳定、连续的中长期综合性的产业支持和调控措施来降低外部因素的市场冲击，将猪价波动稳定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生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根据猪周期特点建立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
基于我国猪周期特点构建生猪产销加多元利益共享机制。我国猪周期波动根源在于产业转型与市场升级不一致，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导致的供需错配。美国生猪生产和销售合同期高于平均 6 年的价格周期，通过中长期合同可以稳定养殖收益和生猪生产，有利于实现标准化生产，通过产业化分工提升生产技术效率，实现有效的全产业链质量监控。
随着环境规制压力以及饲料成本上涨，我国生猪养殖开始向优势产区集中，但生猪产能与优质屠宰深加工产能融合度低。同时，每轮猪价上涨周期，企业多以“公司 + 农户”方式快速扩张，但不同于美国生产屠宰加工销售垂直整合的产业体系，养殖龙头全产业链发展水平不高，猪价下行周期依然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应通过引导养殖企业、养殖合作社与优质屠宰加工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布局下游食品销售网络，基于我国猪周期特点，建立中长期的生猪供应合同，实现生猪产业价值链利益和风险共享，降低猪价波动对生产稳定性的影响。
（二）基于供需形势变动实施产业和市场调控政策
产业调控政策基于内外部猪肉供需形势变动及时调整。随着猪肉供需形势的变动，猪周期的时间、特点及影响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德国与我国肉类消费结构类似，在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呈现供需平衡点下降和肉类需求结构变动趋势，而美国尽管人均猪肉消费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带动猪肉总消费量稳中有增，猪肉贸易、重大动物疫病等因素成为猪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2015 年以来我国猪肉消费需求稳中有降、禽肉消费稳步增加，城乡消费差距显著缩小，未来人口增速和结构呈现新的特点，因此要根据新形势科学研判生猪产能和能繁母猪产能合理波动范围。同时，我国鲜肉消费偏好决定了在猪价下行周期通过冻猪肉库存和冻猪肉收储调节市场供给的空间有限，提升猪肉深加工比重和引导猪肉产品消费结构转变，或是调节供需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加强中小规模户融资和风险防控体系保障
提高中小规模户抗风险能力是稳定生产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资源禀赋和非洲猪瘟后产业发展形势表明：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更适合我国国情，提升中小规模户规模水平和规模质量，有利于稳定生猪生产，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应通过涉农政策性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创新融资方式，避免猪价下行周期养殖户由于亏损恐慌和资金断裂导致的非正常减产和停产，加大价格 / 收入保险普及，引导鼓励养殖户购买“政策保险 + 商业保险”双重保障。鼓励和引导养殖户建立养殖社区，打通信息预警“最后一公里”，提升养殖合作社数量和质量，引导养殖销区与大型屠宰加工企业或食品企业建立长期的供给关系，做好产销衔接、稳定生产。
（四）加强全球猪肉市场监测预警合理配置内外部
市场资源加强对全球猪肉市场监测预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球主要生猪生产国猪肉价格周期走势呈现趋同的趋势。例如，国际贸易形势变动带动欧美猪肉价格走势非常相似甚至相同，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为猪肉净出口国，欧盟采取措施加强了饲料价格与国际间的联系，2013 年和 2014 年猪肉价格均创高位。我国猪肉市场除受内部供需影响外，也受到国际粮食和猪肉贸易、重大动物疫病风险等外部因素传导影响，猪周期影响因素更加复杂。与德国和美国生猪产业的猪肉出口导向特点不同，“十三五”以来猪肉进口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猪肉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建议建立合理的猪肉进口调节机制，及时发布国际猪肉市场预警信息，避免过度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实现国内外猪肉供给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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