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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目前来看，集团公司和大型猪场市场占比不断提高，中小散和家庭农场的数量还在减少，但是您一直认为家庭农场未来仍然是中国养猪的重要力量，很多人不以为然，请问您的理由是什么？
赵明：我认为中国养猪行业会朝两端发展，一端是大型养殖集团，另一端一定是家庭农场。至于理由，我想请大家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1）畜禽粪便资源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利用？
（2）地源性物料有没有利用价值？
（3）餐饮厨余怎样利用最经济、最安全？
（4）土猪、黑猪怎样才能提高价值？
（5）乡村振兴到底还要不要农民？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家庭农场注定是重要力量的理由。下面我们不妨逐个进行分析：
第1个问题：畜禽粪便资源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利用？农家肥数量逐年上升，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农家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反而被视为污染源，被不恰当地称之为“粪污”。我认为如果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也使用“粪污”一词，那无异于是“自黑”行为。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予以利用，农家肥完全可以变“废”为宝。
畜禽粪便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利用呢？通过发酵以后还田利用，这始终是简单高效的最佳利用方式，有句俗话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
有人可能会说，大型集约化养殖，同样能够做好环保问题。对此，我是相信的，因为不解决环保问题，企业就难以生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通过资源化方式去解决？这就需要打个问号。因为粪肥本身是一种资源，如果通过化学方法处理，有的企业通过焚烧发电或者煅烧做水泥，这些都算不上资源化利用。
每个猪场都需要配套相应的消纳土地。一些大型养殖集团的确在做有机肥，但是这么大规模集中在一个地方做有机肥，运输出去要不要包装？包装之后要不要统一施肥，施肥有没有难度？有没有增加人工成本？这与当地一个家庭农场就近种养还田，哪个成本更低？哪个更容易被利用？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必然导致粪污处理成本上升，在养猪薄利之际，这些增加的成本必然会抵减规模所带来的优势。
第2个问题：地源性物料有没有利用价值？答案显而易见，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规模化养猪已经养成了“玉米-豆粕型日粮”的饲喂习惯，而我们的玉米和豆粕又不能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进口。
如果作为一个家庭农场，家里种一些玉米、土豆和木薯，有的还种了一些南瓜和蔬菜，利用现在的发酵技术，完全可以在自己农场里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发酵处理，然后去喂猪，这样就能很好地利用它们。
集约化养猪模式很难充分使用这些地源物料，不得不花高价钱购买饲料。至少我认为在一些丘陵地带和山区，很多区域原料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浪费现象普遍。而发展家庭农场和开发利用好地方品种，带动养猪模式向新型环保、健康、生态方向去发展，就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难题。
第3个问题：餐饮厨余怎样利用最经济、最安全？餐饮厨余，特别是家里面的剩饭剩菜，现在几乎都被浪费掉了。四十年前不都是靠这些东西来养猪嘛，怎么到了今天就变成了污染源？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没有被有效利用，这些剩饭剩菜是人吃剩下的，只要利用得当，可以用来养鸡喂猪。
那么怎样利用最经济、最安全？我想如果村庄里有一个家庭农场，他至少可以及时收集居民家庭里一些剩饭剩菜，这样既降低了养殖成本，又非常环保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4个问题：土猪、黑猪怎样才能提高价值？土猪和黑猪属于地方猪种，普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质。也就是说，用这样的猪肉做出来的特色农产品，比如说腊肉、咸肉和火腿等，带有显著的区域特点，很难在全国大量销售。这就注定土猪和黑猪等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养殖，反而更适合家庭农场去饲养。
这些特色肉制品，对猪肉的要求也比较特别。有些可能需要一定数量的肥肉，如果瘦肉太多反而不好吃，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家庭农场来做，它们可以根据肉制品制作需要，打破养殖计划性的限制，可以养6个月，也可以养9个月，甚至可以养1年。但是，大型养殖集团必须进行批次化生产，出栏时间基本固定，因为这一批不出栏，下一批猪就没地方养。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很多人对猪肉的需求转向“少而精”。健康、绿色和环保的饲养模式是大势所趋，同时动物福利也会受到重视，家庭农场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第5个问题：乡村振兴到底还要不要农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一直认为在我国农村至少需要沉淀5亿人口，如同一个城市需要大面积湿地一样，农村相当于大城市的湿地。这在风调雨顺时看不出什么特别作用，但是一旦发生重大危机，你就会发现农村是个好地方，可以化解很多难题。
至少从建国以来遇到的几次重大问题，都是靠农村解决的，现在农村这个缓冲功能仍然需要。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刚发生时，农村的巨大作用就呈现出来了，当时很多人回家过年被封在农村里，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么多人没有回到农村而待在城市里，将是何等局面。
中国人有个特点，回到农村就不算失业，换句话说，现在但凡你回到农村，至少饿不死，而待在城市里面真有可能会饿肚子，什么都要花钱，连喝水都要钱。
现在农民工返乡潮已经开始，我相信未来10~20年农民工返乡将会是一个持续现象。这些农民工返乡之后做什么？如果仅仅搞种植，在一些平原地带，家里的田地比较多，或许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一些山区或者丘陵地带，田地较少，如果只是种地，根本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需求。这就需要在种植业之外，再找到一个更有利润的主业，实际上这恰恰就是养殖业，并且最好进行种养结合。
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所导致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分离状态，现在到了需要将其逐渐恢复的时候。如果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是大型集约化生产，彼此之间很难结合，这种现状也是有目共睹。
虽然目前集团养殖规模还在不断增加，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里，仍然需要大量的家庭农场，否则中国农村发展难以为继，乡村振兴无从谈起。
记者：很多人说美国养猪是以大型集约化养殖为主，中国也将是这种模式，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赵明：在过去，有一些专家喜欢拿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举例，我一直不赞成，因为中国有着复杂的地形地貌，并且人口众多。
美国为什么可以做大规模集约化养殖？因为美国的耕地面积很大，人口只有中国的1/4，劳动力也少，所以美国从种植业开始就是以大型农场为主，而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况且，中国的大型养殖场并没有像美国那样主要布局在粮食主产区，而是集中到了人口密集度高和市场需求大的区域。
欧洲虽然土地不多，但是人口数量也少，很多国家的养殖规模都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都在做家庭农场。他们的家庭农场几乎是代代相传，有的已经几百年时间。中国过去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散养户代代相传。
日本为什么要做精致农业？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地，只能立体发展。有人说日本在发展精致农业，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搞。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做精致农业的时候，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虽然中国耕地少，但是比日本还是要多。
由此可见，不同于欧美和日本，中国农业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集团猪企和家庭农场各自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
赵明：首先，先来谈集团猪企的优势：
第一、人才优势，的确有很多人才愿意到大集团里面工作，因为平台更大。
第二、资金优势，大集团容易得到金融支持，更容易受到资本青睐，这在行情低迷时能够抵抗亏损。
第三、生物防控设施和技术上具有优势，当然这不代表他们一定能够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将生物安全做好。
第四、产业链上优势，或者说他们容易在“料、养、宰、商”等环节拓展，建立全产业链优势。
第五、在资源整合上有优势。大企业更容易获得信任，建立人脉，加上供需总量大，容易搭建平台，进行资源整合，也包括政府政策资源。
这些大集团的优势，事实上对应着就是家庭农场的劣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家庭农场的优势，它们反过来也是集团养殖的的劣势。
首先，我们要对家庭农场有个准确的定义，要区别对待家庭农场与散养户，前提一定是由家庭成员所管理的养殖场，否则不能称之为家庭农场。这与规模大小不是完全成正比，不是说家庭农场的规模就一定很小。例如广东姚辉德的德欧农场，虽然他的规模不小，事实上还是属于家庭农场，因为他是以家庭成员来做管理者。
为什么福建省养猪成绩相对来说在全国比较好？这与福建省的猪场规模基本上不是太大、并且大都是老板亲力亲为在管理有很大关系。更有意思的是，福建省很多猪场的子女，现在准备接班，朝着欧洲农场世代传承方向发展，广东这样的企业也不少。
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家庭农场具有的四大天然优势：
第一、责任心，相对来讲管理者责任心比较强，因为养的是自己的猪。
第二、劳动时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正常，如果有需要可以24小时和猪在一起。
第三、劳动强度，人尽其力，没有力，连吃奶的力气也会用上。
第四、经营灵活，可以随时养随时不养，也能说卖就卖。养殖体重可以自己控制，出栏大小跟着行情走，既可以压栏，也可以提前出栏。因为存栏量少，卖得更快，现在行情上涨与过去还不一样了，往往就那么几天，如果你的数量大，想卖还真不一定卖得掉。如果养母猪，仔猪价格高时会卖仔猪，仔猪价格低时就自己养，非常灵活。相比之下集团公司很难做到，如果不养，那些生产线的人员怎么办？
记者：你觉得集约化养殖和家庭农场未来各自面临哪些挑战？
赵明：对大型集约化养殖来讲，未来的挑战是养殖业进入了低利润时代，很难再像过去前那样通过猪周期的价格波动赚取高额利润，只能通过降本增效来增加经济效益。
其实，这个“低利润”对大家都有利，很多的时候不要以为高利润是件好事，利润太高会破坏一个行业。今天养猪业的困境，不就是2019年高利润造成的吗？如果没有2019年那么高的猪价，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低的猪价。
目前养猪行业一定要让那些赌性大的企业或者老板被迫退出，一定让那些借钱过日子的资本密集型猪场因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倒闭，只有这样资本投资才能回归理性。这一轮被动调整之后，估计能管个10年，所以从长远来看对行业也是一件好事。
对于家庭农场来说，未来可能更多地要去赚特色的钱。如果跟大型养殖场干同样的事情，你的优势就不再是优势，反而变成劣势。
记者：请问您理想中的家庭农场应该是什么样子？
赵明：我在十几年前曾经画过一幅图画，称之为“布谷庄园”，我们在2016年成立了布谷联盟。我们设计的布谷庄园，实行种养结合模式，在整个庄园里面有种植业、养殖业，还有生态发酵车间和有机肥厂等等。
当时设想在一个区域内，规划一定数量的家庭农场，有养殖业，但是养殖的动物种类不完全一样，可能有一部分养猪，一部分养鸡或者养鸭，还有一部分养鱼。种植业同样多种多样，有的种水果，有的种蔬菜。但是不管怎样，每一个农场都实行种养结合。
布谷小镇规划示意图
在这个区域里面，还设计有家庭农庄，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这个农庄里的猪鸡鸭鱼和蔬菜瓜果，都是周边农场生产出来的，可以去看，也可以去买。当你到农庄来品尝这些农产品，然后再去看、再去买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乡村旅游，这些才是构成乡村旅游真正有价值的要素。
所以，我一直认为乡村旅游的核心是乡村，不是旅游。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整个这一片区域都是种养结合，养殖业和种植业相互交错，本身不就是景观吗？你发现所吃的东西这里面都有，不就愿意去了吗？你可能还会带着亲戚朋友过来吃、过来玩。如果吃得好，还可以预定，农场可以把这些农产品按照预定时间快递到你的家里。
现在很多乡村旅游以“旅游”为核心，大部分景观人造出来的，到最后常常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没有做出自身特色，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谁来做这些家庭农场主和家庭农庄主呢？在五年前，我们推断应该有一个新兴的群体，称之为“新小镇青年”。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工返乡潮，这不一定是坏事，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我们也一直提倡农民工返乡最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种养结合，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安居乐业。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上应该过上四世同堂的日子，每个人都跟自己的父母、孩子和老婆住在一起，其乐融融，村邻之间鸡犬相闻，乡里乡亲。但是现在城市化发展，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在了农村，城市房价高不能安家，农村缺少劳力在空心化。
很多时候我在设想，如果城镇周围都是这样的家庭农场和家庭农庄，乡村振兴不就实现了吗？
记者：在当下，很多大型猪企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在单场规模和硬件智能化上不断发力，您怎么看待这种“过度”集约化和“过分”智能化？
赵明：因为我们做咨询时更多考虑的是结果，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把养猪规模搞这么大，目的是什么？无论规模化还是智能化，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了效益。
养殖生产和快消品生产不一样，比如说生产纸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但是对于养猪行业来说，饲养数量越大，成本不一定越低，道理很简单，因为规模越大，管理难度越大，同时疫病防控压力也呈几何倍数增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采用智能化设备养猪，能不用人就不用人。这就代表过去你的效益被一群人掌握，而现在被几个人所掌握，哪个风险更大？假如这少数几个人跳槽了，或者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用错人了，风险会不会更大？
猪场管理的先进与否，其实和智能化程度并不是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管理本身没有做好，热衷于“互联网养猪”或者“智能化楼房养猪”等，结果可能更糟糕，因为其具有很强的麻痹性。这几年养猪行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例证，很多设备先进的大集团猪场反而生产成本最高，远高于家庭农场甚至中小猪场，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尽管我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但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足。那些投资巨大的“高大上”猪场，虽然非常先进，未来竞争力到底如何，目前因为时间短而无法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资本最终还是要计算投资回报率。
在养猪进入微利时期，既不要过分超前，也不能过于落后，适度规模，适当自动化，在未来十年至关重要。
记者：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大农业经营年会上，您说农牧行业已经被资本破坏，现在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造成哪些后果？
赵明：说到后果，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全行业亏损，盈利者很少，并且这一轮亏损时间如此之长，也是前所未有。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危害很大。首先，这可能造成行业从业者数量急剧减少，现在很多集团公司裁员已是事实，其中肯定有一些人会改行，因为他们从大企业出来，还想到大企业去，小猪场不愿去，但是大企业本身已在裁员，小场也不一定能接收他们，那么造成这些人不得不改行。
其次，长时间的亏损，会导致一些过去以养殖谋生的这些人，包括家庭农场主、小规模养殖者，被迫退出养猪行业，这又会影响到以这些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动保、饲料等企业，纷纷裁员或者倒闭。国计民生的养猪行业，不可能也不应该变成几个集团或者少数群体与民争利，否则不排除引起社会群体事件。
养猪行业本质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在很多国家靠政府补贴过日子。养猪虽然不交税，没有财政收入，但不要忽视养殖业带来的社会效益，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我相信国家也不会再出台偏激的扶持大集团、压制家庭农场的政策，资本也会对生猪产业慢慢失去兴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资本会选择悄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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