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有风险。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政治不应当是禁区，尤其是涉及广大普通民众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事情上。当然，在这里不是纯粹谈政治，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和支持中小养殖户的发展。政治是什么？是大局、是高度、是责任。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有两件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一是政治正确，二是要为发展经济服务。前者事关大局，后者事关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兆头：由于“非瘟”的蔓延，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地方ZF及有关部门，有借着“非瘟”防控工作打压中小养殖户的倾向，乃至借机用“一刀切”的方式逼迫中小养殖户退场。在这样一个时刻，有必要重新深入的思考：如果中小养殖户被迫退场，后续会带来什么恶果？将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不去做这样的思考，只是简单的“一刀切”的施压，是懒政行为。下面，我想从政治的高度来分析一下中小养殖户存在的必要。
一、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小养殖户存在的必要
中国为何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即使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简单的说，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一个模板，而是要考虑“因地制宜”，“因国情制宜”。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中国国情。
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了让人口不再是不可控的增长，中国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一项重要国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基于自身资源和人口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今天，放开生育二胎，也是基于当下国情的新选择。
截至2017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亿9008万人，(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海外华侨人数)。其中，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约41.48%。也就是我们说的农民的数量。
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农民的职业当然是务农，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少部分手工业。中国的农民很多，但耕地却很少。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2007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21735.2千公顷，折合18.26亿亩。5.77亿人，只有18.26亿亩耕地，人均耕地只有约3.16亩。
不过，这只是全国平均数。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新疆、黑龙江、吉林等省区，人均耕地面积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数，而东部的许多省份，人均耕地连1亩都不到。
即使是这些土地全部都能获得丰收，可以说，仅仅靠种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也没那么大的市场容量）农民根本无法奔向小康。而且，粮食安全是国家命脉之所在。
2018年9月25日，我们的国家元首视察黑龙江北大荒集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我们的理解：粮食，从广义上来说，是人民需要的蛋白和能量。它包括植物蛋白，当然也应当包括动物蛋白。所以，自古才有“猪粮安天下”之说。这里的猪是提供动物蛋白，粮是植物蛋白。
如果仅仅站在经济或商业的角度那就简单了：美国的大豆和玉米很便宜，猪肉也很便宜，甚至比自己种、养要便宜多了。但我们为什么要中国人自己搞？第一个原因是粮食安全。国家元首说了，“要装自己的粮食”。
第二个原因是就业。
一个国家，社会的安定至少要普遍做到三点：
1、少有所学（能上学）。
所以，国家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2、安居乐业（有房住，有事干）。
所以，元首说：“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先是安居，后要乐业，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所谓的乐业，对于农民来说，无非是从事种植、养殖、手工业，或者外出打工。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机器将会取代人的工作。未来就业的压力只会更大，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大大减少。所以，让农民都去打工不现实。现实是更多的农民在返乡，他们需要回到家里讨生计。我们不能断了他们的生计，这就是政治高度。
3、老有所养。
所以，国家在推行养老保险，虽然困难很多，但没有回头路。中国正在逐步走向老龄化社会，ZF压力很大，世界最多的人口，根本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高福利，只能是一个最低的保障。所以，要在他们还能工作的时候，尽量赚钱以备养老。
现在，打工的机会和岗位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仅靠种地根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养殖就成了一条比较宽的路，也是适合农民的路。ZF和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从管理的角度（好管）、经济的角度（进口更便宜）简单粗暴的实行“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从政治的高度去鼓励和支持农民从事养殖业并能够健康、高效率的发展。农民只有安居了乐业了，社会才能稳定，人民才会幸福。这也正是党和政府的初心和责任。
这几年，很多中小养殖户消失了，有市场波动的原因，有自身资金不足、能力不足的原因，但至少大部分不是行政的原因（当然，部分地区借助“环保”之手也清理了一部分）。
我前面说了，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不能全部用商业的角度思考。仅仅以商业的角度思考，既无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也会打击到大部分农业领域，这是我们的国家资源决定的。所以，还要从政治的高度看行业、引导行业、帮助行业中特定的群体。
今天，政治的高度需要我们思考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小养殖户的发展，而非甩给社会。从实践上来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对农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护，而不是绝对的开放或放开。美国是这样，有补贴，欧洲也是这样。补贴就是用政策的手段鼓励和支持，是从政治的高度的慎重选择。
西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为少数精英和资本家服务的，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中国的政体决定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所以，“三个代表”首先提出的第一条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数众多的农民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重要组成。这就是政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