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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农业部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十三五”我国生猪生产发展的思路、布局和主要任务，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而该规划当时最值得关注的则是环保新政下全国生猪产业的区域布局调整。规划提出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禀赋、消费偏好和屠宰加工等因素，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分类推进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生猪生产协调发展。
其中，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和云南、贵州2省被列为潜力增长区。2014年，上述区域生猪总存栏8868.4万头，占全国比重19.0%，出栏12753.3万头，占全国比重17.3%，猪肉产量1054.4万吨，占全国比重18.6%。规划提出，该区域预计年均增长1%-2%，成为我国猪肉产量增加的主要区域。
南猪北养，东猪西进成为当时的趋势所在，尤其是东北，更成为当时大企业全国布局的必争之地，重中之重。
仅黑龙江一省，在2016年下半年，就有10余家生猪行业巨头签订投资意向，其中，天邦与森工集团签订出栏1000万头育肥猪的大项目，大北农、正邦要投资建设600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天兆猪业、双胞胎联合打造300万头生猪产业项目，金新农拟投20亿建百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屠宰项目，温氏拟投建50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等等。
然而，最终这些项目落地实施的有多少呢？这些年，东北到底新增了多少产能，增加了多少产出呢？
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和云南、贵州总存栏8868.35万头，其中东北四省总存栏4588.93万头，云贵两省总存栏4279.42万头。2022年，6省区总存栏9510.02万头，较2014年增长7.23%，其中，东北四省总存栏4640.85万头，较2014年增长1.13%，云贵总存栏4869.17万头，较2014年增长13.78%。云贵尤其是云南成为产量增长的绝对主力，东北四省近些年生猪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差强人意的，存栏未见显著增长，内蒙、辽宁2022年生猪存栏量甚至不及2014年。
有政策扶持、有饲料原料的天然优势，但大粮仓依然难变"肉库"，原因何在？
而近期，很多头部企业甚至直言东北地区是其养殖成本较高的区域，生产不够稳定，后续将控制甚至收缩在该区域的生产。
比如温氏就明确指出，当前公司成本较高的区域是东北和华北，主要受北方气候环境影响，疫情防控难度大，且因养殖密度较大，生猪调运流通较为复杂，这些区域也是新近发展的区域，生产流程、管理模式仍需优化，同时，因生产不够稳定，这些单位产能利用率底，固定成本分摊较多。而对于阶段性成本较高的单位，公司会相对谨慎，阶段性控制其产量和发展速度。
新希望则提出东北区域的成本相对较高，公司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扩张，同时优先安排在南方总体条件更好的区域，使得东北产量相对占比变小。
而正邦、天邦等猪企则在近几年就已经逐步缩减东北、华北等区域的生产。
从多家企业的表示可以看出，东北养猪成本居高不下，主要的原因还是疫情，疫情防控难度大，但也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足。
但这些大猪企纷纷折戟东北，真的只是疫情防控难度大的问题吗，如果没有2018年非瘟疫情的突发，这几年，东北生猪养殖真的能异军突起吗？猪业20强，东北猪企竟无一席之地，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